顧汝德 觀察香港誌 識破官商同謀 Leo F Goodstadt

識破官商同謀——顧汝德觀察香港誌




《地產霸權》去年出版後凝聚社會共識，一時洛陽紙貴，風頭一時無兩，出版社似乎有意翻版這條成功方程式，趁今年書展中譯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舊著作Uneasy Partners ——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出版《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


當年殖民政府結束統治英國旗在回歸大典上落下，顧汝德沒有離去，留下繼續觀察香港並著書立說。書中寫英國人的好見解獨特，讓人半信半疑甚或失措，但書中對商界才智平庸卻坐享巨大政治權力的大力鞭撻，肯定會引來讀者共鳴。


顧汝德回首港英殖民時期的前塵往事時，對港英政府的管治頗多美言，譬如，他翻出歷史證據，論說殖民政府不斷違抗殖民地帝國其他地方必須遵從倫敦政策和指令，甚至寧願直接損害英國，也不肯犧性香港的利益，最明顯見於爭取商貿和金融事務上的自主；例如二戰前後，沒有理會倫敦建議以加稅來支付經濟和社會發展項目的開支，又例如，拒絕推行外匯管制來捍衛英鎊匯價。


可是，回歸後，港英政府過去（至少是三十年代開始）「以香港經濟利益為大前提」的德政沒有被延續下去，前後兩個特首齊唱頌「以國家利益為先」的主旋律，爭取香港納入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作者聽來實是香港在經濟上的自治「在不受人注意下褪色」的小調。他特別提到，○七年當金融海嘯已出現明顯「打到嚟」的徵兆那時，香港官員竟然毫無保留地支持其後導致大量港資工廠倒閉或搬遷國家計劃，財政司長更讚揚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熱誠、投入和高瞻遠矚」，結果要香港遵守有關廣東新政策的成本，可能比全球金融海嘯造成的損失更高。


英文版成書於○五年，中文版的新修訂引言，跟進了往後幾年的最新發展，亦都貫切了他對香港回歸後發展的看法，簡單說就是中國領導人誤信香港商界是高智慧生物，錯誤理解香港一路來的成功就要歸功於這一小撮人——「在殖民地制度下，商界精英的卓越地位不能拯救英國免於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市場倒塌和商業醜聞，同時也無法制定優秀的工商業政策。在後殖民時代，當遇到危機時，商界精英都沒有提供什麼解決良方。」結果禍延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大眾。


追源溯本，「官商共謀」始於英治時期，主因固然是英國沒有更早改革香港的憲制，港英政府要吸納商界及專業精英進入政治體制「合作」，共同建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一九八四年中英開始香港前途談判，商人就向中方靠攏，到了回歸後，商界利益成為管治的大前提，享有挑選特首的優勢，然而，商界無法預見全球風暴的來臨，也沒有幾多帶領香港的大智慧，只有自私，成功說服政府放棄公共房屋政策，土地政策亦向商人傾斜，再說下去，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地產霸權」的要義了。


問﹕樓價飛升，香港人愈發關注「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等問題，你在早前接受港台訪問時也提到，感覺港人對政治和經濟前途失去信心。香港在回歸後形勢急轉直下，但回頭看，也正如你在書中提及的，官商共謀在殖民地時代已經存在，但我們從來沒有像如今深深地感覺着脫軌，為什麼？


顧﹕香港人感到失望和希望幻滅，因為自二○○○年開始一般家庭的生活愈來愈艱難。經濟上更富庶（GDP上升了兩成），人均生產力也每年上升3％，但人們薪金卻沒有怎麼改變。五十年代以來，一般家庭首次無法確定生活可以一年好過一年。父母沒有信心子女將來比自己一代過得更好。這些對他們來說，是革命性和可怕的轉變。而且，一般家庭的財政負擔亦增加了。


1） 經過一段長時間，香港終於在七八年爭取到全民普及至十六歲的強迫性免費教育。今年財政預算案，財政司長透露三十六萬學生（34％）需要政府援助教育開支。到底全民免費教育這原則怎麼了？優質的政府津助學校自九二年起可以自由收取更高的學費，到了二千年，入讀這些學校已經昂貴得一般家庭無法負擔！


2） 二千年起，醫管局亦對過往是免費的服務採取了同樣的收費政策。該年「衛生局長」宣布不再免費向病人提供心臟起搏器，又如，那些具有最佳療效的肝炎、乳癌、血癌及多發性硬化症的藥物。面對人口老化的香港，一般家庭對將來年老無可避免會引起的健康問題感到焦慮，他們可以去哪裏想辦法支付祖父母及外父外母的醫療費用？


3） 令情况更差的是，正如強積金管理局主席胡紅玉去年指出，強積金根本不能為二百四十五萬名成員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客觀地說，社會從政府的社會服務中得到的保障比以往少，這是政府刻意作出的決定。收費和裁減公共服務非關公共財政壓力，政府的儲備不斷上升，今年的財政預算更透露政府儲備已達足夠營運二十三個月的公共開支。


社會人士不相信一般家庭的福祉得到政府最優先的重視，一點也不奇怪。官員亦拒絕接受彰彰明甚的貧富不公不斷加劇的證據，他們似乎也有意忽視過去十年市民生活愈益困苦的現實。


問﹕就你所見，回歸前後商界在與官合謀「謀取私利」上，在政治權力的大小與權力慾等方面，有什麼不同？


顧﹕香港九七後憲制安排上有兩大重要轉變﹕


1） 個別立法會議員的權力被削減了，例如功能組別與直選議員分組點票，功能組別於是有了否決權。


2） 商界及專業界別的精英，還有功能組別成員（很多功能組別的選民更是大大減少），在選舉行政長官方面有了正式的角色，權力因而大增。


結果，官員在回應商界及專業界別的游說時，面臨一種新形式的壓力。另外，殖民結束帶來一個巨大轉變，就是合法性的問題。過去港英殖民政府沒有「合法性」，她是外來也是「不平等條約」的結果，海外官員都怕他們的政策和表現嚴重不符眾望，又或華人社會向北京要求保護甚至收回香港。於是殖民政府委任商界領袖和專業精英入行政局、立法局及其他公職，以作為華人社會的代表，為殖民官員背書。這些委任議員為了保存自己的公信，會代表華人發聲並警告官員注意民意；但到了回歸後，特區政府由《基本法》授權，沒有了「合法性」問題，於是可以不用理會政策是否符合民意。此外商界和專業界也無須再做華人社會代表，他們只代表自己的界表，只求保障《基本法》承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利益，於是，他們相信所有事以商業為先。


問﹕香港人憤怒了，因為香港有了一國兩制港人自治，特區政府卻繼續與商同謀，管治意志大減，公眾利益大受妥協，這個宿命原本可以扭轉的嗎？現在還有空間去改變？


顧﹕我們已經見到社會在醞釀改變的一些正面和有建設性的方法。第一，公眾要求政府開放及提高問責，爭取普選；第二對於不良政策及決定，社會正在凝聚共識。


「任人唯親」引來公眾批評，數碼港，退休高官加入私人機構，還有近日的高官僭建，公眾對於損害公民自由，法治和新聞自由的建議已經變得異常敏感。香港人懷疑商界和專業界對官員的壓力增加，於是對這些危機更敏感，反彈也更大，在維護重大原則的同時，又可以保持高度的社會穩定，這都是香港一個很大的成就。


問﹕公眾要求復建居屋，政府則說花七年，無助紓緩現時的高樓價，又說難以覓地興建。此外，由於內地人也要來香港買樓，香港應該開放郊野公園建屋。你認為現在應該檢討六成土地劃作郊野公園的政策嗎？


顧﹕沒有事情比為一般家庭以合理價錢提供安全舒適的居所更重要，如果只有郊野公園有合適土地，那就建吧。可是，我懷疑這並非事實。尋覓新的土地是專業人士的份內事，政府沒有摒棄舊有公屋政策的話，香港仔、深水埗及荃灣等地區明顯有舊工業用地，可以重建並發展公共房屋。居屋應該盡快復建，如果政府優先處理，香港會有任何建築計劃要用七年時間去完成？而且，地價和樓價都會立即得到紓緩，因為發展商和投機者都會知道，他們的「霸權」要完結。


問﹕愛好大自然的人都覺得郊野公園是英國人留給香港美妙的遺產，這也是事實，但因此香港的土地供應封了頂。回望七十年代，郊野公園政策與現下大受抨擊的「高地價政策」有無關聯？


顧﹕過去十年，可負擔和舒適的房屋供應在香港嚴重短缺，我們不應為此找任何藉口。政府官員不論過去現在都不喜歡為公共房屋負責，因為問題複雜也不受發展商歡迎。我們也不應該相信有一個刻意為之的「高地價政策」，這個解釋太簡便。九六年消委會發表了一個很好的報告，名為「安得廣廈千萬間」，調查顯示官員推出大幅房屋用地拍賣對他們來說工作輕省便捷得多，政策於是變成向大發展商傾斜，削弱市場競爭。


問﹕有什麼新計劃嗎？


顧﹕我已開展新書的計劃，調查香港何以是世界最成功的經濟體，卻有如此大的貧窮、住屋及社會服務等問題。會解答誰要負責和如何解決的問題。這本書也會指出，香港人和香港社會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社會穩定和經濟生產力等，都已達很高標準，值得更好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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